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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引而不發^躍如也】之【影子^回聲】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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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在線閱讀】歷史小說《楊貴妃》(附錄)南宮博 著  

2013-12-15 23:02:19|  分类: 【在線閱讀】(編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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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在線閱讀】

歷史小說《楊貴妃》(附錄)南宮博 著

《杨贵妃》 附录一

  杨贵妃,中国历史上最特出的女人
  中国历史,就从文献最少的夏代起计,每一个朝代,大抵都有些突出的女人,“特出”,指其本身的姿色美丽以及和政治的关联;任何一个朝代的美丽女人,倘若没有强烈的政治陪衬,便不会享大名,流传后世。
  举例来说,最古老的夏代,末代帝王桀的妻子妹喜,其次,商殷的纣王妻子妲己,周的幽王之妻褒姒,被列为亡国的美女,是祸水!虽然褒姒并未使周亡,但丈夫被杀,王都东迁,人们也就含糊地将之列入亡国祸水类中。
  这是中国史上可考的最早的三个朝代,便已如此了。往后去,文明进化,政治权力兴替间,总会有一些美丽的女人出现,组织和构成所谓的“历史悲剧”,于是乎,有所谓“女祸”,有所谓“红颜薄命”等等说法。
  那些历史上著名的美人,大致是少有“福寿全归”的。长春不老的夏姬下落不明,西施是否被淹死不知道,后人珍惜一名美人,把她送给范蠡作结,聊以自慰而已;其余如楚霸王的虞美人、汉高祖的戚夫人,死得都很惨。王昭君虽嫁得很好,丈夫死了,丈夫的儿子再娶她(不是她的儿子),一样有崇高的地位,但在汉民族的心理上,这样的远托异国,又总是可悲的。再往下数,历史美女,几乎脱不了悲终。而从青春华茂到悲辛收场,有史以来,集其大成而又奇诡多变,故事流传最广最久的,要算唐朝玄宗皇帝的贵妃杨玉环。
  我处理中国历史,以夏禹为有史之起点,以前自然有,但只是一些传说,完全不能称为史;此后,我的大划分代为:秦始皇帝统一中国,南北朝的大混乱,唐玄宗天宝之乱,蒙古人统治中国,孙文创中华民国。
  这个大划分,以唐玄宗天宝之乱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。自天宝之乱以后,中国就长期向衰了,这是从文治教化整体的辉煌而言,一时的武力或疆土扩大,是不足道的。
  天宝之乱,主要人物或代表人物,自应是当时的皇帝李隆基,但史家和文学家们,把天宝之乱的重点落在马嵬坡事件上,于是,杨贵妃便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代表人物。
  这其实是很荒唐的,但让一个并非政治性的女人来承担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包袱,又是中国趣味——中国哲学的奥妙所在。
  把这个大包袱让杨贵妃背上,在当时就已如此了,在此,可以引二十八字为证;唐僖宗朝宰相郑畋有诗如下:
  “肃宗回马杨妃死,云雨虽亡日月新;终是圣明天子事,景阳宫井又何人。”
  这一首诗后面十四字去掉也不妨,前面十四个字,写尽了大唐皇朝由危亡到复兴的关键所在:“杨妃死”,危亡的厄运解除,“肃宗回马”,即太子李亨离开父皇而领一军奔灵武自立为帝,展开反攻,收复失土,中兴唐皇朝,亦即“云雨虽亡日月新”七个字所表现的,“云雨虽亡”是杨贵妃的,“日月新”则是唐肃宗的,那意思是:杨贵妃虽然遭难,但唐皇朝终于复兴。
  这一首诗包含的意义很广,对杨贵妃之遭难,寄予同情——一死而中兴国家,死亦得所。
  ——中国的旧诗,作得好的,常能用极少的字包含叙事和评论在内;但毛病在于这需要熟知史事的人能了解,即以上举郑畋这首诗,后来被人改(或抄误)成“玄宗回马杨妃死,云雨难忘日月新”,本意全失,且成俗唱了。
  我引此,用以证唐朝人把本朝的兴亡之际的大包袱推到杨贵妃身上。而这一段历史,又是中国史的转型期,是以越到后来,杨贵妃所背的包袱也越大了!从夏禹开始到现在,四千零数十年间,没有一个女人身负的包袱有如此之重大的!
  平时,我们泛泛而道杨贵妃,一个美人,自霓裳羽衣舞至婉转蛾眉马前死,繁茂悲辛的故事,乃至情天长恨,属于儿女情,但是,扩大了来看这一个故事,所包含的实在很多。
  以上是杨贵妃故事政治、历史的方面。
  而在文学上,杨贵妃其人更张广大,自公元七五六年杨贵妃死(官定的死期)到如今,杨贵妃其人其事,成了中国文学创作最大最广的共题。
  唐朝,是中国史上文化、政治、经济最发达的一朝,也是特出的有言论自由的朝代。唐朝人虽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语言上的忌讳,但忌讳的范围以私人之间为主,一般的,可以放言无忌。批评皇帝,拿皇帝的故事作诗作文,甚至讲得很不堪,亦不会遭祸。在杨贵妃生前,文人对她品评有之,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,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,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主题,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,渐渐,唐朝的文人把歌咏杨贵妃故事当作一种“考试”式的共题。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自然考得了古往今来的第一名。但在《长恨歌》出现之后,文人依然热心自这一个“共题”而孜孜不倦于“考试”,藉此来练习和表达自己的史才、诗笔、议论、想象……
  唐代著名的诗人李商隐,对咏杨贵妃故事是极为热中者之一,李商隐所作不及《长恨歌》,李又好在字面上作评断,而且多局限于儿女情,不过,从李商隐的作品中,却让我们得知:唐人对皇家的言论自由到了可惊的宽容程度,举例:
  “华清恩幸古无伦,犹恐蛾眉不胜人,未免被他褒女笑,只教天子暂蒙尘。”(华清宫)
  这首诗是讽刺的,但力求在“考试”中作惊人语,结果却不伦不类了,褒姒“使”她的王死,杨贵妃没有“使”她的皇死,这成了什么话?但由上可见言论自由的放任程度。另外,李商隐最出色的一首咏杨贵妃的诗“海外徒闻更九州,他生未卜此生休……”这两句虽沿袭长恨歌“忽闻海上有仙山”的提示,但翻了新意,作为杨贵妃在海外得知玄宗皇帝被废被囚,这对杨贵妃逃亡到日本传说,有进一步的传播作用。同诗最后两句“如何四纪为天子,不及卢家有莫愁”,再加“君王若道能倾国,玉辇何由过马嵬”,那是直接批评皇帝无力护全一名女子以及“有情”的虚假,亦属于言论自由的顶端了!更有一首《骊山有感》咏杨妃云:
  “骊岫飞泉泛暖香,九龙呵护玉莲房,平明每幸长殿,不从金舆惟寿王。”
  这首诗一些也不见好,但却赤裸裸地写出了玄宗皇帝夺取儿媳为妻的事实,再道出寿王以后处境的尴尬。诗虽然不见佳,但总是有新意在。
  上面,我零乱地取了一些诗句,为了引发杨贵妃故事的若干特出点。
  唐朝人就此完全不避讳的,杨贵妃先为李隆基的儿子、封寿王李瑁之妻,后来父皇娶儿媳为妻。
  这是杨贵妃故事的第一阶段,当中国的社会道德律更变之后,有许多“卫道”之士,拼命要否定这一故事,有的人以事实俱在,无可否定,求告和恫吓兼施,命人们不可提及此事,甚至搬出孔夫子,“春秋为尊者讳”,唐玄宗是尊者,千万不可说他这一宗乱伦的丑事啊!到了清朝,中国自南宋以来积累起来的社会道德律,几乎比泰山高,比长城固,如朱彝尊其人,想尽办法来遮掩杨贵妃先事子、再事父的故事,他“考证”杨贵妃虽为寿王妃,但却是处女入宫,所以,唐玄宗虽有丑闻,并不太严重。
  这是可怜亦复无知的新道德保卫者的自我欺骗。唐朝人自己不以为这是违反道德律的,官文书记载,至今仍存后人为了后起对妇女的道德律而大叫,其陋可知,从而也可见中国文化的向衰。为此,在讲故事之前,特别将它提出来:
  关于杨贵妃的婚姻,现存“唐大诏令集”(注:即皇帝命令,俗呼为圣旨的东西)卷四十,“诸王”“册妃”类,及“王妃入道”类,有两封诏令直接提到,一封诏令间接相关,摘要如下:
  册寿王杨妃:
  “维开元二十三年,岁次乙亥,十二月壬子朔,二十四日乙亥。皇帝若曰(中略)……尔河南府士曹参军事杨玄璬长女,公辅之门,清白流庆……今遣使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、副使黄门侍郎陈希烈,持节册尔为寿王妃……”
  “同中书门下”,即是宰相。册杨玉环为寿王妃,有年月日可查考。册妃,等于现在的订婚。“册”后,尚有不少繁文缛节(见开元礼),大约需要半年或一年才能结婚。估计:杨玉环嫁到寿王李瑁那儿,应在开元二十四夏秋,再推迟些,或开元二十五年初春,最要迟,便少有可能了。
  (注:旧、新两唐书的《杨贵妃传》,对杨玉环出身,似有故意的错乱或隐蔽,《旧唐书》连杨贵妃的父名都弄错,且完全不提先嫁寿王事,《新唐书》主修者不敢太抹杀事实,加入先为寿王妃语,但对杨玉环的父叔,却蒙混过去,因为《新唐书》取旧书资料,二传皆乱采传说,荒唐不经,不必深信。)
  寿王的亲母武惠妃,为皇帝所极宠,她的女儿咸宜公主嫁杨洄,据史书载:杨洄与岳母武惠妃同谋,陷害三位皇子(太子李瑛、鄂王李瑶、光王李琚),李隆基于开元二十五年四月,将这三个儿子废为庶人,随后又赐死于城东驿。武惠妃这样做,据说是为她亲生的儿子李瑁夺取太子地位,这是可信的。然而,武惠妃本人,却在同年十二月死了,死时才四十岁。史书说,武惠妃是被三位皇子的鬼祟而死的。
  至于杨玉环入宫,中间有一个转折,并不是在名义上直接由寿王妃变为贵妃的,“唐大诏令集”卷四十有“道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”,中曰:
  “……寿王瑁妃杨氏……属太后忌辰,永怀追福,以兹求度,雅志难违……宜度为女道士。”
  此敕文不曾留下年月,但仍可以考据的:第一、度杨玉环为女道士,必然是皇帝先和她奸好之后的事,据《新唐书》本纪第五、玄宗纪,开元二十八年条下云:
  “十月甲子幸温泉宫。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,号太真。”
  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,虽缺了年月,但参照本纪,我们可以定出:皇帝和儿媳杨氏奸好,当在开元二十八年十月(或稍早,但以十月赴温泉宫时带到骊山以供淫乐的可能最大)。如此,则度为女道士的正确时间就容易考出了,李隆基的亲母窦氏(太后)死忌在正月初二,敕文中“属太后忌辰”,当是开元二十九年的正月初二(公元七四一)。
  杨玉环做寿王的妻子,应当有三年多或四年多,结婚至四年,岂有再是处女之可能?何况,唐朝人又并不重视处女膜的。
  杨玉环入宫为女道士(在内宫的太真观,不是长安市的太真观),过了四年多,才被册立为贵妃。
  父、子之间,共妻夺妻,以“女道士”作为过渡,说起来,也可以算避了一下,父亲娶的是女道士,并非儿媳。儿子则在这四五年间没有正式妻子了。天宝四载(公元七四五)七月二十六日壬辰,皇帝再为儿子寿王册韦氏为妃;册韦氏为寿王妃诏,亦存,同见“唐大诏令集”卷四十。皇帝为儿子再册妃后,八月六日壬寅,即册杨太真为贵妃。两册时间头尾在内共十一日。双重喜事来得也真快。
  杨贵妃入宫问题,自南宋末年起,就成了中国历史、文学,乃至社会上的大问题,卫道之士,竭尽心智要缝补一个古人的处女膜。以现代观念看,这是很无聊之事,但在过去六百年间,此事关乎社会风教,大得很。
  南宋以后,中国女人裹小脚,等于半废了二分之一的人口,而更重要的是: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自行在思想上裹小脚,使中国长期不能进步,这是因!而此因又可以说出在杨贵妃的身上。
  除了政治包袱之外,杨贵妃又背上了一个社会道德的包袱。
  在此,先交代了属于正派的有关杨贵妃的大事,这属于严肃和沉重的一面。下面,我再作一篇引言,讲讲马嵬坡事变的来龙去脉。读者们将来看故事,可以有一个概念。同时,也轻松一些,把杨贵妃可能没有死而逃到海外说一说,考一考,事属渺茫无稽,但很有趣,至少比使杨贵妃背着上面所说的包袱更为优雅和风趣一些。



《杨贵妃》 附录二

  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
  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、传播最广和久远不衰的叙事长诗《长恨歌》,作者白居易以杨贵妃的故事串联成此巨制,他写杨贵妃在马嵬坡事变时:
  “六军不发无奈何,宛转蛾眉马前死。”
  这是文学作品上记杨贵妃的死,是记实,只小有考证上的错误:杨贵妃死于马嵬驿时间为天宝十五载(即至德元载,公元七五六年)六月丁酉(十五日),其时,天子只四军,据《旧唐书·玄宗皇帝记》:
  “六月壬寅(二十日)次散关,分部下为六军。”
  “六军”是在杨贵妃死后五日才建制的。马嵬坡兵变,只可称“四军不发”。不过,文学作品上这样的小误,实无损记实,因为有不少专家编着的史书,如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等,也一样记错了时间。甚至,连《旧唐书》本身,也前后错记,六军建制,《玄宗纪》记时和《肃宗纪》记时亦各记一日。
  我先引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,那是为了简单明白,只用十四个字注出了杨贵妃之死。
  《旧唐书·本纪》第九,记马嵬兵变:“……丙辰(注:‘辰’应为‘申’字之误)次马嵬驿。诸卫顿军不进,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:‘逆胡指阙,以诛国忠为名,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,今国步艰阻,乘舆震荡,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,国忠之徒,可置之于法。’会吐蕃使二十一人遮国忠告诉于驿门,众呼白:‘杨国忠连蕃人谋逆。’兵士围驿四合,乃诛杨国忠,众方退。一族兵犹未解;上令高力士诘之,回奏曰:‘诸将既诛国忠,以贵妃在宫,人情恐惧。’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……”
  《新唐书·本纪》第五,记马嵬兵变云:
  “……丙申,行在望贤宫,丁酉次马嵬;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杀杨国忠及御史大夫魏方进、太常卿杨暄;赐贵妃杨氏死”(注:杨暄为杨国忠之子;二书所记载,以《新唐书》确。)
  又:《旧唐书·玄宗杨贵妃》云:
  “从幸至马嵬,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,诛国忠父子;既而四军不散,玄宗遣力士宣问,对曰:‘贼本尚在。’盖指贵妃也。力士复奏,帝不获已,与妃诏遂,缢死于佛堂,时年三十八。瘗于驿西道侧……”
  《新唐书·杨贵妃传》所载略同,文字稍有出入,有如下数语:“帝不得已,与妃诀,引而去,缢路祠下。”
  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引实录记马嵬事变较详,录如下:
  “……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,欲诛之。因东宫宦者李辅国(此时名李静忠以告太子),太子未决。令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,诉以无食,国忠未及对,军士呼曰:‘国忠与胡虏谋反。’或射之中鞍,国忠走至西门内(注:马嵬驿之西门),军士追杀之,屠割支体。以枪揭其首于驿外门。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。及韩国、秦国夫人……军士围驿,上闻喧哗,问外何事?左右以国忠反对。上杖履出驿门,慰劳军士,令收队。军士不应。上使高力士问之,玄礼对曰:‘国忠谋反,贵妃不宜供奉,愿陛下割爱恩正法。’上曰:‘朕当自处之。’入门倚杖倾首而立。久之,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:‘今众怒难犯,安危在晷刻,愿陛下速决。’因叩头流血。上曰:‘贵妃常居深宫,安知国忠谋反?’高力士曰:‘贵妃诚无罪,然将士已杀国忠,而贵妃在陛下左右,岂敢自安,愿陛下审思之,将士安,则陛下安矣。’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,舆尸寘驿庭,召玄礼等入视之。玄礼等乃免冑释甲,顿首请罪。上慰劳之……”(注:秦国夫人已早死,《资治通鉴》误。)
  根据以上的记载,杨贵妃被缢杀于马嵬驿的佛堂(依《唐实录》),应该无疑的了,杨贵妃死于马嵬,葬于马嵬,在官文书中,应已确定无疑。同时,我们只从上举简单的官式记录,即可明白:马嵬兵变,实在是李亨(唐肃宗)所发动的。唐代皇位的继承权,自来就不稳定,李亨虽为太子,但能继承与否,不到最后,实无由知。因此,李亨集团乘乱发动兵变,其真正目的,并不是杀杨贵妃,乃在于杨国忠,因为杨国忠是一个有权力的宰相,而且也是有能力的宰相,如果不能去国忠,即无法弒帝或迫李隆基(唐玄宗)逊位。是以马嵬兵变发生,杨氏兄妹俱死,李亨在后队得讯,即不再随驾赴蜀,而自率所部趋渭滨,走奉天而赴朔方,至平凉,再转灵武,使自为皇帝。
 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八,《唐纪》三十四,据《唐实录》述马嵬事件发生之后,李隆基等待太子不来,有如下一段记载:
  “……上总辔待太子,久不至,使人侦之,还白状。上曰:‘天也!’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,且谕将士曰:‘太子仁孝,可奉宗庙,汝曹善佐之。’又谕太子曰:‘汝勉之,勿以吾为念。西北诸胡,吾抚之素厚,汝必得其用。’……又使送东宫内人于太子。”
  这是经过修饰了的篡位之情况,但是,我们依然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李隆基无可奈何的心情。
  由于目的只在除去杨国忠,国忠死后,新的事太多,迫杨贵妃死,旨在损李隆基的尊严。因此,验尸云云,陈玄礼绝不会认真。再者,陈玄礼为了将来自存,以一个军人,叛迫皇帝之后,如再认真验看贵妃遗体,亵渎之罪大矣。这方面,史书所载,亦已很明白:四军将士闻杨贵妃死讯,即欢呼,陈玄礼免甲胄而拜,那是说明了他们并未去验看杨贵妃的遗体。于是乎,杨贵妃生死之谜,就由此而起——其后,又有一连串故事发生。
  李隆基自蜀中返长安,为太上皇,权力已失,他欲改葬杨贵妃而不能公开进行,乃使内侍秘密进行,《旧唐书·杨贵妃传》云:
  “……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,初瘗时,以紫褥裹之,肌肤已坏,而香囊仍在,内官以献,上皇视之凄惋,乃令图其形于别殿,朝夕视之……”
  《新唐书·杨贵妃传》略同,但无“以紫褥裹之,肌肤已坏”之句,只言:“启瘗,故香囊犹在。”
  以上两种唐书,皆根据《唐实录》,文句太简略了,且不提改葬事,但强调香囊仍在,这记载便引人玄想,其一:由文句引致之错觉,原葬处掘开来,只剩香囊;其二:李隆基返长安之后,本身处境极劣,改葬杨贵妃为秘密进行,不见尸体,自将引出大事来,甚至会影响到李隆基的生命,于是乃为之讳。至“尸体已坏”说,乃是饰词吧?
  因为,杨贵妃不曾死的传说,在当时即已有了。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和陈鸿的《长恨歌传》,当是据传说而将杨贵妃故事神化,不会是完全受汉武帝李夫人故事所影响,李夫人故事被白居易作《长恨歌》时引用衍化,自有其可能,但必然先有传说而才会联想及之。再者,《长恨歌》中记临邛道士入海上仙山访杨贵妃,是基于:一、“天旋地转回龙驭,到此踌躇不能去,马嵬坡下泥土中,不见玉颜空处死”,这里应已点出了杨贵妃葬处无尸体在,倘若未有民间传说,白氏应不会如此写;二、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两处茫茫皆不见”,又进一步说出了杨贵妃的未死;三、“忽闻海上有仙山”以下云云,在白居易时代,中、日交往已久,且极为频繁,“海上仙山”,无疑是指日本,实是人境,并非仙山;白居易这样的写法,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,在文学作品上,倘若指明人境,那就索然无味了。然而,白氏《长恨歌》用“海上仙山”,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,当能明其所指。再者,陈鸿所作《长恨歌传》,对于《长恨歌》中的传说“仙话”,作了很有力的结语:“世所不闻者,余非开元遗民,不得知。世所知者,有玄宗本纪在,今但传长恨歌云尔。”
  在此,陈鸿把历史及民间传闻分划了开来。可是,民间传说,有时却比历史更吸引人和令人愿意相信。
  于是,杨贵妃未死于马嵬之说,便流传开来。不但在中国如此,在日本国,杨贵妃逃出中国,卒于日本之说亦甚盛。而且,在近年间,杨贵妃故事又泛起来。
  先说日本的近事:一九六三年,一位日本少女出现于电视,自称为中国杨贵妃的后裔,而且还展示古代文件作左证。此一事件曾引起小小的轰动,竹内好主编的日文杂志《中国》并详记其事。我在那时也曾为此而赴日搜找一些材料。
  在日本,有关杨贵妃死于日本的材料,的确有一些,伪真自然无法鉴定(说老实话,伪的多),但存在久远则是事实。其所谓遗迹而使人感到兴趣的是:杨贵妃在日本有两个坟墓,一在荻町的长寿寺内,又一在久津。两墓皆为石塔,但形状不同,我没有亲至墓地察看,所见到的只是杨贵妃二墓的照片。
  此外,又有杨贵妃的像(不知是玉或铜),亦传有二,一在山口的荻町长寿寺,据说是杨贵妃死后,日本人所琢;一在京都,为唐使送往,而两像至今尚存。我到京都几处,俱未曾见到“真迹”,人们指一尊佛像谓为即杨贵妃像,其地似在三十三间堂附近,我不能相信它是真的,或为导游者任意指点而敷衍。
  虽然如此,杨贵妃二墓及二像,又都有典籍记载。我看到过好几种有关杨贵妃的文字记载,是古之好事者虚构,或者是传奇小说类,亦无由辨别,也不欲认真去辨别。各种文件记载不同,一说杨贵妃东渡,侍女从口,大多死去,杨本人抵日后不久亦死;另一说,杨贵妃受到日本礼遇,还有一些繁茂的故事留下。亦有说杨贵妃到了日本之后,仍有信息托遣唐使带入中原予李隆基……
  凡此,如认真去作史料看,那应是无稽的,但是,作为传奇故事看,却有其意趣。
  再者,由于上述种种,我们应该从“故事”的角度去推测:杨贵妃是否未死于马嵬坡?是否能东渡日本?
  从史书的缝隙中找线索,这两者都有可能——故事性的可能,不是历史的考据。
  首先,杨贵妃未死于马嵬的可能性很大。
  综合旧、新两唐书及实录与通鉴等记载,马嵬之变的经过如下:
  第一阶段:唐天宝十五载六月辛卯(初九),安禄山部众攻陷潼关。(注:天宝十五载七月,李亨夺权,即位于灵武。改元至德,因此,天宝十五载又称至德元载。)
  潼关失守,河东、华阴、上洛等城防御使、兵吏皆逃散,是夜,长安城即因“平安火”不至而知事态严重——“平安火”是唐代一种通讯方法,每三十里设戍所,每日暮,放烟一炬,报告平安,下戍所见前戍举烟,便随之而举,如此,在很短促的时间内,讯息可传数百里。
  六月初十日,皇帝知大事不妙,上朝之前,密召宰相杨国忠议事,决定出奔。继而上朝,百官惶惶,对时事皆无所指陈,在紧张中的朝会,毫无结果而散。
  此日,宫中已秘密从事出奔的准备。
  六月十一日,宫中在准备出奔中观望,而朝中则已大乱,杨贵妃的姊妹韩国夫人、虢国夫人入宫,与皇帝相见,商量出奔巴蜀之事。由于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,因而杨国忠力主赴蜀。是日下午,市中已乱,有人逃难。
  次日(六月十二),皇帝上朝,而百官赴朝堂者,人数只及平时百分之二十以下,朝会几无法进行,李隆基见大势不妙,不敢在朝堂宣布出奔之事,反而扬言御驾亲征,自然,官员对此是不会相信的,因为哥舒翰在潼关的大军二十万人已崩溃,长安及近郊已无可战之兵,皇帝不可能亲征也。
  其次,皇帝发表了人事命令,以京兆尹(注:以现在官名即长安市长)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,京兆少尹崔光远升为京兆尹。充西京留守将军边令诚,掌管闱管钥,并命剑南节度大使颖王李璬赴镇,令本道预备接待皇帝西奔。
  ——在此,尚有一项不同的记载,旧、新唐书及实录等皆言奔蜀出于杨国忠之谋。但《幸蜀记》文则称:杨国忠力主坚守都城勿逃,宰臣韦见素主逃亡,与之力争,并且争执甚烈,韦见素还说出杨国忠通敌,所以不愿皇帝走避云云。最后,皇帝接纳韦见素的意见而奔蜀。(注:杨国忠通敌之说,绝对无稽,因安禄山起兵,以诛杨国忠为号召,杨国忠绝无通敌可能。《幸蜀记》此说,应不可靠。)
  十二日傍晚前,皇帝自南内(兴庆宫)移居北内——唐皇宫以太极宫(最旧)称西内,大明宫称东内(为主要宫城,大典、大朝皆在大明宫宫城),北内,在地方上应是玄武门西苑禁区;不过,唐玄宗在位的中后一段时期,以兴庆宫为起居,大明宫在兴庆宫之北,因此,移居北内,也可能是入居大明宫,因为兴庆宫独立孤处在市区中间,安全防卫不及其他宫城,所以移居,是为了安全。
  移居后,皇帝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调双禁军,厚赐钱帛,并选了九百匹马。
  ——这些事,都是在宫城内秘密进行的。
  六月十三日(乙未)黎明前:大唐天子与宫城之内的皇子皇孙、部分嫔妃、杨贵妃与其姊妹、亲近宦官、宫人,以及杨国忠、韦见素、魏方进、陈玄礼等,悄悄出延秋门而逃。
  (注:长安城九门,东三门曰:通化、春明、延兴;南三门曰:启夏、明德、安化;西三门曰:开远、金光、延平。其北为皇城,越皇城而北向为宫城。皇城东南西共七门,北面通宫城三门,宫城北通西苑、禁苑,为定武门、重玄门,定武门即前时之玄武门。延秋门之名不见于吕大防长安城图,永乐大典及程大昌唐宫城图亦阙其名,仅李好文“唐三苑图”志之,延秋门实在是唐宫城之外,并在西内苑之外,为西北宫外禁区的外苑城门。其地为汉时古宫城所在,亦即汉未央宫之西城,此西边墙城,自北而南,有三门,曰:雍门、直城门、延秋门。)
  皇帝一行人黎明时从延秋门禁区逃出,则前夕之移居北内,当是住玄武门禁军中,非如前人所谓住大明宫也。
  我特别要指明逃走的地方,是为着这次逃亡是极秘密的,也是不道德的,皇帝逃跑,连住在宫城以外的皇族诸王及皇族百官,皆不通知。
  皇帝在黎明时逃走了,皇城中人当时亦未知,是日,官员们依然入朝,等到宫城开启,内宫宫人逃奔而出,始知皇帝已弃城而逃,于是,城中大乱,诸皇族中人及百官士民四出逃窜;流氓宵小,出动偷窃抢劫。长安城于一日之间,陷于空前大乱中。而此时,安禄山部尚在潼关,距长安有数百里之遥也。
  至于逃亡的皇帝一群,派内侍监宦官王洛卿先行至咸阳望贤宫准备午饭,结果,王洛卿与咸阳县令都私自逃走了,皇帝出奔,走了四十里至咸阳望贤宫,已日中,大家都没有饭吃。杨国忠去买了些胡麻制的蒸饼供皇帝充饥,未曾逃走的民众,以粗饭、麦豆献给这一行逃难者,皇子皇孙皆以手掬之而吃——逃亡才走了四十里,狼狈相立刻显露了,此去多艰,可以由此而想见。
  这顿午饭,先是狼狈,后来,还是由随行的御膳造了饭菜,供应逃亡者群。
  下午,未时集中,再出发西奔,夜将半,一行人才到金城。(注:金城距长安八十五里,属京兆府,本名始平县,唐中宗景龙二年〔公元七○八年〕,因金城公主下嫁吐蕃,唐皇室人员送行至此而别,唐帝乃易始平为金城县。)
  金城县令已经逃走,县中百姓也大多亡匿,兵士们就破空了的民居住食,皇家诸人胡乱宿于驿中,内侍监袁思艺看情形不妙,带了几名亲信先逃了。
  这情形,比在咸阳时更加狼狈。
  当夜(或次日清晨)监军潼关的王思礼,自间道逃抵金城,报告守潼关大将哥舒翰被俘事。
  六月十四日(丙申)大唐皇帝的逃亡者群抵达兴平县境的马嵬驿。
  兵变和政变,就在马嵬驿发生。
  在此,先说明一下马嵬的地形:驿栅城在马嵬坡西,其东则有佛堂,可能附于驿亭,皇帝则止歇于驿亭。杨国忠一行,可能在后,与一批逃出的外交人员和朝官在一起,那时,因食物缺乏,吐蕃的外交人员二十余人,找到杨国忠等,要求食物。陈玄礼属下的四军,此时当已与在后路的太子李亨有所勾结,于是,借此机会制造兵变,他们说:杨国忠和吐蕃外交人员在一起是谋反,立刻发动,杨国忠当亦有家甲,急奔赴驿栅城,至西门,被叛兵追上杀害,其长子户部侍郎杨暄、韩国夫人,亦被杀——
  他们二人的死址,当在马嵬驿亭以东,国忠死处则在驿亭及佛堂之西。以上三处的距离,无法准确考据,大约,驿栅城和佛堂驿亭之间的距离,应在一至二里之间。
  杨国忠被杀时,皇帝但知外面喧闹而不明发生何事,应可想及距离不会很近。
  于是,才有上面写过的赐杨贵妃死之事发生。
  杨妃死后,四军暂安,皇帝大约立刻离开了驿亭而西行向栅城。
  那时,在后队的太子李亨尚未入马嵬境内。马嵬事变之后,皇帝等待太子久不至,使人问讯,得知了太子有异志,不肯随行入蜀了。结果,皇帝分后军两千人及飞龙厩马予太子(实际,这些军马,早已在太子控制中了)。但此一结果并不是立刻决定的,其间,有会商,太子李亨派儿子广平王李俶为今表,而皇帝,则派皇子李瑁(寿王,杨贵妃的前夫)及高力士为代表,与太子谈判。高力士与李瑁,便往返于马嵬栅城与后军之间。
  那是在一天中发生的事故,而且,时间应只在下午。这可从路程算出:
  兴平县属京兆府,据元和郡县志:“兴平县东至府九十里。”又载:“马嵬故城在县西北二十三里。”据此,马嵬距长安为一百一十三里,距金城为二十八里。唐皇帝一行夜半始至金城,第一日行八十五里,大家困惫不堪,第二日的启程时间,当不可能太早。故大队抵马嵬,当在午刻,盖准备在马嵬城午饭者。兵变发生的另一促成,当与午饭无着落有关,各有关史料皆言将士既疲且饿。而最值得注意者,当是吐蕃使者群以无食而找杨国忠。则马嵬之变的时间,可以断定发生于六月十四日午时,再深入一些,时间应在午正以后,至午正更晚些而午餐尚无着落,外交人员才会找宰相诉说。
  从杨国忠逃而被追杀,进而戮毁肢体,悬首驿门,其子杨暄及韩国夫人即令同时被杀,但御史大夫魏方进则于杨国忠被杀后出而呵责兵士时被杀;之后,又有韦见素出,被叛兵打伤头部。
  在以上的事件之后,才轮到皇帝闻讯,以及由高力士问明情由,陈玄礼要求并杀杨贵妃,李隆基不应,往复几次,不得已而下令赐死。如此,杨贵妃死后四军罢乱,计时当近未末矣。
  之后,皇帝待太子不至及不得已而任命太子,由太子别行,寿王李瑁与高力士往返,当在申时。
  杨贵妃被缢死,执行者是内侍,在逃亡中,大约不可能找到缢杀人的专家,而缢死一个人,通常并不是一缢即死的。内侍们对杨贵妃或手下稍留,或有意、或意外,皆可能缢至气厥而未毙命。四军以皇命赐死,再或见缢,又或得知执行者报,以杨贵妃而解围罢乱,皇帝不忍看是余事,现实的情势则迫他非离开贵妃死处不可,如此,皇帝与从府及军士走后,贵妃复苏,就只有随侍奉命料理殡葬的内侍、宫女群知了。
  杨贵妃待人仁厚,宫中侍从对她有深厚的感情,遇到这样的事,设法救援,应是情理之常。再者,往返途中的寿王李瑁,为至爱杨玉环的,他妻子被父皇所夺,遇此,岂有不稍加援手之理?高力士与贵妃的关系,自更不必说。因此,杨贵妃倘若未死,代为掩饰及协助她另路脱身的人是有的,而且是极可靠的。
  这是杨贵妃可能不死而逃向别处的一些情理上的推测。
  其次,是杨贵妃赴日本的问题了。
  当时,在长安有不少外国使臣,日本国遣唐使唐玄宗朝为最盛,人数多,除外交官外,学生、僧侣、商人更众(见日本人本宫泰彦着《中日交通史》)。李隆基逃亡出都之后,那些外国使臣也随之西奔,走在前面的,如吐蕃使。日本遣唐使等,当亦在西奔之路,但可能和李隆基不同路,又或在后面得知前途兵变而取间道行。这有左证可资参考。
  从长安逃出来时,皇帝一行怕道路阻塞,先秘密走,但皇帝逃出延秋门后,在外面的皇族及百官立刻晓得了,其中,有若干特权人物,应该早就有知,或早已准备,因此,在当天黎明之后,大约较皇帝出奔迟半个至一二个时辰间,其余的显达,也次第逃亡了。
  西奔的大路是在渭水之北,自宫城北禁苑西门出,通过渭水上的便桥至咸阳,沿大路向兴平、武功、扶风而进。至兴平马嵬驿时兵变,道路自然受阻,在后面的人,不少另行觅路奔亡,其中一支人再渡渭水,沿渭水南岸小路而进,如杨国忠妻子裴柔和她的儿子(或二)及虢国夫人与子裴徽,皆走别道,逃至陈仓始被杀害。
  据当时的各种史料综合报导马嵬事变时,除循渭北路走的人之外,其渡渭而南行者,可以分为:渡水至终南,再分路,向西行赴盩厔,向郿、斜谷关——这是继续西行的。次为至终南后,入秦岭山区,转向南行折东而出武关,那是赴湖北的路。
  杨贵妃走哪一条路呢?可能渡渭,至盩厔,再折南入山——她先到盩厔,预备入蜀,大约发现入蜀危险(李隆基已丧失权力,因而无目的地折向南行),走湖北,也是可能的。她在道路中当然会得到一些消息,她可能选择的亡匿之地应为两湖与江淮地区。
  自同一方向而南行东行的逃难者群,在路上相遇的可能不会太少——杨国忠的妻子与虢国夫人母子,在陈仓被杀,官史对杨国忠的本系子孙的记载,在理论上都有交代,但是,在实际上却太欠详细了。
  杨国忠有四个儿子,依长幼为:杨暄、杨昢、杨晓、杨晞。官文书记录:杨暄与父同死于马嵬;杨昢陷贼被杀,杨晓逃至汉中被杀,杨晞随母死难于陈仓。
  其中,杨暄、杨晞二人之死,殆无疑问,杨昢婚皇室妻为万春公主,位鸿胪卿(等于外交部长),陷贼而死之说,颇难成立,杨氏一系对皇室西奔的消息,得知自然最早,且其余三子及多数外国使臣均为首及次批逃出者,何以杨昢会不及逃出而为安禄山所俘?此可疑之一。其次,谓杨晓为汉中王李瑀所杀。考李隆基于马嵬事变后,奔亡至散关,改组随行的军队,分四军为六军(注:人数极有限,据“邺侯家专”云:“玄宗幸蜀,六军扈从者千人而已。”此千人之数,当为被太子夺兵之后所余人数),其作用大抵为扩充扈从队伍,纳入诸王家甲等,以抑陈玄礼龙武军之势,六军分由寿王李瑁等统率。分六军事在六月二十日,地为散关。同时,再命颖王李璬先行入蜀部署。
  李隆基于六月二十四(丙午)由散关抵达河池(注:河池郡在散关西南,即今陕西凤县,此邑在唐代数易名,或河池,或凤州,为自散关入蜀孔道之一。由道路里程计算,李隆基在散关应休息了三天,盖自散关至河池,一日可达。)
  在河池,蜀郡长史崔圆奉表来迎,李隆基即任命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(宰相),由于崔圆之来,报告蜀中丰饶及甲兵全盛(可能崔圆也带了一队兵来迎驾),如此,情势转佳,李隆基乃任命侄子陇西公李瑀(让皇李宪〔成器〕之子,汝阳王李琎之弟。文人,品学兼优)爵汉中王、梁州都督、山南西道采访防御使。
  李瑀赴任,自河池至汉中(即今陕西南邻),其间册命受爵等,虽在非常时期,估计亦要两天吧?赴任途中,计情应先到褒城(属汉中治,汉中隶于梁州,唐时,梁州曾一度易名褒州,州治在褒城,旋又以汉中为首邑)视察一日,再到汉中,则其到达时,当在六月底或七月初。杨晓如由褒城斜路奔往汉中,应早七八日或竟早十日到,汉中为重镇,要非亡命者可避匿之所,除非有特别的背景,杨晓似不会愚蠢到留在汉中不走而待李瑀来打杀的;何况,李瑀进爵得官,为李隆基所授予,李隆基自散关入蜀,一路任命,都是为重建本身权力谋,李瑀希承叔父皇帝之旨,亦当不致任意处死杨晓。
  因此,杨昢、杨晓二人之死,应该存疑。
  又:杨昢之妻万春公主,后来再婚,嫁杨锜(杨昢从叔),大历年间始卒。而杨锜前妻则为玄宗太华公主,天宝年间死。万春公主传中未提及杨昢之下落。
  又次:杨国忠四子,最幼者杨晞,据宰相世系表,官太子中允。据旧新唐书百官志:“太子中允二人,正五品下……”在唐代,京官能至正五品下,是要经过相当年月的。杨国忠虽当权,但依法不可能超擢自己的儿子,何况,太子中允是掌实务的中上级官员,要做驳正启奏、总司经典等职,没有相当才学,是不能做的,从出仕至官太子中允,应磨历十年左右,杨家虽特出,六七年时间总要的。无论如何,杨晞死时,年纪总有三十。据此,杨氏四子,均已婚,且都可能有子女,然而史书俱不载国忠的直系孙辈男女。
  杨氏为举世著名大族,天宝一代,宠显之盛,无以复加,杨国忠的从弟,事变后皆获保全,其后且仍能通婚皇室。由此推论,杨国忠的孙辈男女,逃脱马嵬之难的应不在少。
  如果杨国忠的儿子或孙儿女有人逃出,以杨氏之权势,在混乱中,找庇护者要非大难,应知杨国忠虽为史家列入奸邪大恶,但其人有才,能任事,门下士几遍天下,史书不免于受成王败寇观念支配,和当时实情,必多出入。因此,杨国忠后裔逃出者之一二支或一二人,在道路上与杨贵妃相合,再由某种机缘而合于日本遣唐使,因而东渡,在情理上,也不相悖。再者,杨国忠为相日,其子杨昢为鸿胪寺卿,对诸蕃外使及日本遣唐使等待遇殊优,日本使者在长安者,与杨氏亦必有相当情谊,危难之间救助浮海,要为人情之常。
  综合上述,杨氏在日本留有一支,或亦有此可能。但是,至今在日自称杨贵妃后裔之人,应为杨国忠的后裔。
(全文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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